走近大山
2002年10月 封面人物访谈
记者：张健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
大山，英文名叫Mark Rowswell, 加拿大人，1988年来中国学习汉语。1989年因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元旦文艺晚会上表演小品《夜归》而出名，之后拜中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为师，学习中国的曲艺艺术，成为中国人都熟悉的"洋笑星"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有的海外华人是香蕉，外边是黄的里边是白的；而加拿大来的大山不是香蕉而是鸡蛋，外边是白的里边是黄的。
今年九月，大山从加拿大休假回来不久，尽管各种演出、社会活动很多，他还是抽出时间，接受了本刊的采访。
记者：20世纪20年代，您的祖父母曾在中国的古镇--商丘工作过三年。您在大学一年级就选修了汉语，这是不是与您祖父母在中国的这一段经历有关系？
大山：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如果说有关系，可以说是更神秘的一种缘分吧。按佛教的理解，这是有关系的。他们在中国办医院做好事，虽然他们在中国很不顺利，但我在这就很顺了，这全都是托他们的福。佛教徒就应该相信这个。
记者：那你是佛教徒吗？
大山：也不是，有可能吧。很多事情也说不好。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神秘的东西。其实，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对中文发生兴趣了。加拿大实行双语政策--英语、法语，到我上12年级（相当于这边的高二），外语课一直都是法语，不太喜欢，有逆反心理。从13年级（相当于高三）开始就没有了所谓的外语课，可是又觉得一个人应该学一门外语。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，我很多特别好的朋友都是移民的后代，有的来自匈牙利，有的来自印度，还有各个国家的。他们在家里说自己的母语，在外面说英语，我就特别佩服他们。正好在这个时候，我去打工，跟一个华侨在一起。在工作不忙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聊一聊，他就教我汉语。觉得很有意思，完全是异国他乡的东西。再加上84年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成果，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。当时主要是出于好奇心，闹着玩儿，听一些带子，学点儿中文。
记者：你到大二的时候，就把中文作为主修课了,并且拿到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文凭。那么，后来还是出于好奇到中国来留学吗？
大山：对。在大二放暑假的时候曾跟我哥到中国玩儿了一趟，就是旅游，时间比较短，不过瘾。觉得学到今天应该到中国住一段。88年申请了去中国留学的奖学金项目，我想至少在那儿生活半年吧。
记者：没打算在中国呆很长时间是吗？
大山：对，我想实在是很糟糕的话，半年就颠儿（run, go away）了吧。半年以后到香港找一份工作也好，还是绕着世界走一圈也好啊，然后再考虑下一步。
记者：没想到却在中国呆了十几年，表演小品、说相声，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笑星。
大山：这也是很偶然的。刚来北京不久,一个老师跟我说电视台有一个活动，你要不要去。我想，那就去吧，三五天的时间，去看一下中国的文艺晚会是怎么回事儿，抱着去玩儿一玩儿的心理就去了。我觉得我的成名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两个节目，一个是一炮打响的《夜归》，许大山的名字也是从这儿来的；第二个就是《名师高徒》，就是和姜昆、唐杰忠表演的相声，这是第一段正儿八经的相声段子，而且是绕口令。这个节目的成功也是在《夜归》的基础上，大家熟悉了，觉得这个外国人挺逗，会说那么多土话、俏皮话，虽然有点儿洋腔洋调。就这样，稀里糊涂地出了名，以后就像滚雪球似的发展起来。
记者：我想这和你本身的表演天分也有一定的关系吧？你上学的时候参加过表演吗？
大山：没有。但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调皮、老师比较烦的那种学生，老闹，老玩儿,而且嘴快。上学的时候，抖包袱（crack jokes in Chinese comic dialogue）什么的，这方面比较有天赋，但不是正式的表演，属于在教室里捣乱的那种。记得我四五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比较闹，有的人就说，你应该当笑星，当喜剧演员啊，我当时听了，觉得这算什么工作？
记者：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你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，又表演中国的传统艺术--相声，有没有觉得中国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呢？
大山：实际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，很多东西就是表现方式不同。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得特别神秘，而中国人把外国人也想得特别古怪，实际上是我们主观意识上的差别。如果都一样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像我们做喜剧节目就发现这一点，希望我们做节目突出文化差异和冲撞，这样才能有喜剧的产生。我曾看过一个关于涉外婚姻的电视剧，中国的小伙子娶了一个外国媳妇，然后就讲呢，中国人含蓄，外国人比较直接地表现爱情。这个小伙子第一次把女孩儿带回家看父母，这女孩儿就穿得特别露（exposed too much, wear so little），然后一下儿就坐在她丈夫腿上，亲亲抱抱，摸一摸什么的，父母在那儿就看不下去了。这就属于戏演过了，哪儿有这事儿啊。西方的家庭关系也不像中国人想像的那样特别淡漠（indifferent, apathetic），什么孩子不管父母；子女十八岁以后，父母就不管孩子啦，都夸张了。
记者：在你的节目中，是不是在东西方文化结合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？
大山：在相声方面做了些尝试。把国外的素材拿过来，按照中国相声特有的方式进行加工、表演给中国的观众，让他们觉得这东西不洋，能够接受。像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与姜昆老师表演的节目，那也都是网上流传的海外的一些笑话。一个是我讲给他听的，就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被警察拦住了，以为出事了，结果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戴安全带的，要给他奖励，给他发一个证书。实际上在这方面很早就有先例，侯宝林最有名的段子《醉酒》，两个人喝醉了，拿着手电筒，说什么灯柱子你给我爬上去。这个笑话，据说是侯宝林大师在一本外国幽默的书里找到的一个点子，这里面就有东西文化的结合。关键是一个想法，一个概念，我想是可以做到的。
记者：这些年到处去演出，一定去了中国很多地方吧？有什么特别感受吗？
大山：跟唐杰忠、姜昆去了很多地方。因为是中国的演出团体，我是里面惟一的外国人，就没有按外国人做一个正式的报批手续，就是一个特约演员跟着一块儿走，住招待所，一块儿生活，有时候甚至去一些根本不开放的地方。有一次从白城开车去一个叫乌兰浩特的城市，其中有一段路不开放，但是检查的人没仔细看有没有外国人，就过去了。后来发现为什么这一段不开放呢，因为有劳改农场，劳改犯在那儿修路。我们正好路过，就看见一大拨劳改犯，其实也没什么，美国也有这个。
记者：跟着演出团体去和自己去旅游是不是很不一样？
大山：是的，看的方式不同。我第一次来中国旅游是在86年。那时还是学生。那次是从香港乘飞机到桂林，到桂林机场已是晚上十点多钟。当时也没有人民币，旅馆也没联系。坐机场的班车到了市里，车一停，车外就有换外汇的、当导游的什么的。就跟一个人换了点儿钱，他还给我们介绍了旅馆，一个床6块钱，那时还算贵的，住了7天。
记者：然后呢？
大山：我们就坐火车到北京。那时也没订票、订旅馆什么的，就是走到哪儿碰运气吧。我们也不太懂，就买票上车，坐了一辆可能是从柳州发出的火车，也没有座儿。你知道国外的习惯是要有空座你得先问有人吗，没有人就坐下。在这儿，你一问，肯定说有，实际上就想给自己多留点儿地方，不那么挤。
记者：那后来找到座了吗？
大山：没有，后来我们就坐地上。坐着坐着，到晚上关了窗户，加上抽烟，我们受不了了，觉得头晕，要吐了。你想那么浓的烟，我们又不抽烟，就特别难受。然后我们到两个车中间通风的地方，就坐在那儿坐了十个多小时。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找车长补卧铺票。因为那个火车三十几个小时吗，我们就去找车长补票，大概折腾了一两个小时吧，终于补了一个硬卧。也没带吃的，也不知道在中途哪个车站，我们买了一个盒饭。结果那盒饭特别难吃，就是一些咸菜，好像是一些剩下的不能吃的东西与米饭和在一块儿。坐了三十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北京。
记者：到北京怎么样，找住的地方顺利吗？
大山：我们看导游书，就是专门给学生的那种，比较便宜。上面有两个比较合适的旅馆，一个叫桥园，比较远，在南二环附近，现在不觉得远，那时挺远。还有一个叫光华饭店，在大北窑，我们一看地图，从北京站到建国门就那么一段路，我们想这个也不是特别近，但是估计走二十分钟吧，就走着去。结果走了一个多钟头，背着东西，简直跟农民差不多，一直走到光华饭店。到了那儿说没地方。我们就说，反正我们不走，你给想想办法吧，我们实在走不动了。后来他们说有一个房间，但是没有热水，管道都坏了，正在修，但是可以住，也是可怜我们。他要收我们35块钱，我们就生气了，就知道肯定是骗我们，哪儿有那么贵的？我们在桂林是6块，到这35啦，别想骗我们，我们没那么傻。
记者：那后来住了吗？
大山：我们一算35块钱大概是5个加币，我们两个人住一个，那么一算，太便宜了。就住进去了。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了，北京和桂林不一样，那是宾馆的标准间，就那个价。
记者：还好没挨宰。
大山：是。我那时候带着隐形眼镜，已经大概有两天多时间没摘了，而且一直是在比较脏的环境。我记得，那时把隐形眼镜摘下来的时候，那眼睛疼的，都闭不上了。从那次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戴过隐形眼镜。那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我觉得，我在伤我的眼球，后来就一直带眼镜。到了房间里，我们洗把脸，东西放好，换件衣服，衣服也都臭了。出来找吃的，因为到北京了，我们有点儿精神了，想看一看，所以就想到天安门去找地方吃饭吧。出了门，终于发现有一个9路车可以到，跟现在一样。到了前门，找了一个特别土的餐厅，食堂式的，几毛钱一个菜。要了扎啤，一半是水，一半是酒，空腹喝的，然后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毛主席像，就觉得自己舒服极了。
记者：这次的旅游经历真是很难忘。跟你聊天，我发现你说话很快，发音也非常准，能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介绍你有什么窍门吗？
大山：这就得老说。还有就是环境。不一定你到了中国，就一定在这个环境当中。就像中国人到了国外，我接触的一些华人，其实年纪也不算大，四五十岁吧，在国外生活了二三十年，英语还是不会说。因为他一到就生活在华人圈里，他的视野也就在这个小的环境里，他就没有跟主流社会有什么接触。外国人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。就像北大和你们学校一样，外国人多了自然有专门的安排，有他们自己的宿舍、食堂什么的，其实本意就是方便外国人，给他们一个更舒服的环境；但实际上有时候环境太舒服了，就会忘了要出去。我到北大半年以后，觉得环境不错，也都适应了。突然有一天我想没有交几个中国朋友，反而交了一帮非洲哥儿们（brothers）。我想这不对呀，我是来学汉语的。后来我就自己下决心，不在我们食堂吃饭。那个时候到中国学生食堂吃饭还得凭饭票，就是那种塑料的小票，那是发的，还不能买。
记者：对，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学的食堂都要凭饭票买饭。饭票都是凭学生证发的，每个人每个月都有定量。
大山：对。好在女生一般饭票都会剩的。我就找人去换。自己拿着饭盆儿、勺子。我记得吃小炒最贵的是一块二。你要便宜点儿的，白菜、豆腐，四毛钱、五毛钱。作为学生，有时候一个多月也不出校门，280块的奖学金感觉还花不完，每个月基本上能攒100块钱。
记者：看来关键还得走出去，到中国人中间去。
大山：对。这一是靠学校给提供的机会，二是自己要主动出去。中国学生到留学生宿舍也不方便，要登记，比较麻烦，需要靠留学生自己主动出去。而且中国人也比较含蓄，不是说特别的开放、容易交朋友，但是外国人自己先走这一步，用英语说就是break the ice ,打破僵局，你第一个张嘴，打个招呼，哎，就好谈了。
记者：那您一定交了不少的中国朋友吧？
大山：对，但是基本上都出国了。
记者：你在北京有十四年了，你觉得北京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
大山：就是不把我当外人。在这儿，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旅游者，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是属于这块地方的。
记者：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，这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影响？
大山：最近我跟我几个朋友也在谈这个问题，都说2008绝对是一个高潮。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，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，充满着机会，而西方呢也不错，也有机会，但属于稳定发展。我正在做一个六年计划，比如说你这一辈子想在事业上有什么成就、想挣多少钱、想有什么样的名誉什么的，最好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到2008年闭幕式前一定要实现，2008年以后你想干什么那就自由了。
记者：你有什么计划能介绍一下吗？ 大山：主要是在媒体宣传这个领域。我希望能做更多的把中国介绍给外国人、把外国介绍给中国人这方面的工作。2008以后，我也就退休了。退休不是说什么都不干，而是自由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记者：退休想干什么呢？
大山：2008年我43岁，我的两个孩子，一个10岁，一个13岁，也就是他们在家里生活的最后七八年吧。如果这个时候我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他们玩儿，这也挺好的，等他们上大学以后，再来干第二番事业。
记者：您真是一个好父亲。祝您实现您的计划，同时再次感谢您接受我刊的采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