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山：中国和加拿大都是我的家

《北京晚报》2007年10月16日

精通汉语的大山，自从1988年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小品《夜归》以后，便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，他还活跃于曲艺、电视剧、话剧等艺术领域。他也创作双语儿童读物、语言教学节目，出演纪录片和影视广告制品，同时还积极参与各种慈善事业。今年他和郭冬临联合主演的法国经典喜剧《超级笨蛋》，于7月至10月在全国各地巡演时好评如潮。有人评价说：“如今再也想不到有第二个人能够接替大山出演布尚罗这个角色。他的表演自然流畅，让人已然忘记了他和郭冬临是不同国家的演员。”作为一位全方位的中外友好使者，作为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国家队特使，作为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的中国女婿，大山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，畅谈了他对北京的感情，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，以及他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——

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

问：十几年前你作为第一名外籍相声演员而扬名天下，让很多人都吃惊你的北京话怎么说得那么好。你是怎样迷恋上中国语言文化的？

大山：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出于一种好奇心。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，英语和法语都学。高中快毕业的时候，法语再也不是必修课了，我就放弃了法语课。可同时又觉得，一个人你要是不会一门外语，其实也挺遗撼的。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，我身边有很多说各种语言的人。一年夏天打工的时候，跟一个华侨朋友在一起，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开始教我几句中文，我发现它跟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语言差别很大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所以1984年选择了在多伦多大学主修中国研究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是有具体的成果，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，大家都在说“21世纪属于中国”，“睡狮正在醒来”，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先后两次选择邓小平作为年度风云人物。上大一的时候，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商业杂志出了一个封面文章，标题是“将来我们最需要的语言，恰好是我们现在学的最少的几种语言”。还刊登了一幅画：上面是两个柱形字“中文”，聊聊几个人站在上面，底下一大堆人向上仰视，寓意着大家对“中文”高不可攀，望尘莫及。这些对我学习中文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。1988、1989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中国语言文学，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大的转折，就觉得我如果到这儿画一个句号很不够，基本决定要做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番事业。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开始上电视主持节目，又演了小品《夜归》里面的许大山，歪打正着一夜成名，让大家记住了“大山”这个名字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内涵。现在很多观众、记者对我的认识还是从一个笑星，或者是一个相声演员的角度去看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因为我一直是利用自己作为一个演员，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这个平台，在做中西两种文化的工作，而不纯粹是喜剧的表演。但是喜剧是我的一种偏爱，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非常好的润滑剂，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途径，我非常喜欢，是我的事业的一部分。

问：上个世纪20年代你的祖父母曾在中国生活、工作过，他们的经历是不是也增加了你对中国的感情？

大山： 两位老人都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我没能有机会仔细问问他们那时在中国的经历。当我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在大学里主修中文的时候，我自认为我的选择和祖父母在中国的经历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而已。父亲曾给我看过一些祖父母的老照片。祖父原来是一名外科医生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法国的战壕里当过军医。战争结束几年后祖父母来到了中国。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了半年之后，他们到了河南省并且在商丘市住了大约两年。二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国内军阀混战的时期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我的祖父母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来到了中国，希望帮助改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。实际上他们当时做的决定是一辈子留在中国，但是军阀的争斗愈演愈烈，他们不得不离开中国。暴徒袭击了他们工作的医院，甚至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还袭击了他们乘坐的火车。更不幸的是，他们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中国却只带着其中一个回到了加拿大。我的两位年幼的伯父在这短短的两年里都先后染上了结核病，永远地葬在了中国。这极大的悲伤在我祖父母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使他们回到加拿大之后对家人很少提及在中国的事情，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痛苦、失败的经历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我跟中国早有缘分，我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感兴趣也许并不完全是巧合。

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

问：你从加拿大到中国将近20年了，你最初看到的北京和你现在看到的北京有哪些主要的变化？

大山：中国在变，北京在变，20年变化非常大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应该说我来北京的时候，最初的一个印象是，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糟。当然中国不同地方差别很大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北京、上海、广州那么好。我知道中国是第三世界，经济基础比西方要落后一些，所以完全做了受苦的准备。刚到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，每年大概去一次香港，进香港的商场感到眼花缭乱，觉得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商品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花钱就能买。可是在北京，想买点奶酪、西式面包，那还得辛苦跑一趟友谊宾馆。买进口奶酪还特别贵。大概是到1991年以后，进香港的商店就没有眼花缭乱的感觉了，也没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了，要买的北京都有。这个变化是很大的。当然北京的环境变化也很大，道路的建设，高楼的建设，是天翻地覆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就是中国人心态的变化。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中心思想，但是我从身边接触到的同学或普通人身上感到，实际上中国人有时候也是挺走极端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人徘徊在自卑和自傲之间：一方面，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，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发达叹息中国的发展滞后；另一方面，鄙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——美国算什么呀，才200年的历史，哪能跟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比？在自卑和自傲之间很难找到中间的一种平衡。但是现在，中国人已经不那么极端了，更成熟更自信了，是一种健康的心态：不好的地方改，好的地方感到自豪。尤其是在北京，这种大度，这种包容，体现得就更充分了。

问：关于东西方文化，你是很有发言权的。你认为在生活中两者哪方面的差异比较大？

大山：应该说我从开始学汉语到现在已经24年了，经历了对中国文化很陌生很神秘到比较熟悉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，两种文化并没有我们有时候所想象的那种天壤之别。比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中庸之道是很有中国特色的，可它还是有着人类普遍的一面。因为世界上哪一个民族、哪一种文化，也都是崇尚中庸的，就是不要走极端，走极端总是不好。可能中国的古代人把一些事情想得很透，把这些思想记录得比较好，总结得比较好，让我们在几千年以后能够去学习去领会，但不是说这些思想只是中国特有的。有一次我接受一个采访，谈到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我就用了“养家糊口”这个词。这个记者就笑了：“你说的这个概念太中国化了！” 他说这里面主要有一个“糊口”，饮食文化是比较中国的。我一想，英语里头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父亲或者家长是家里面的“bread winner”. “bread winner”直译就是“赢得面包的人”，就是“养家糊口”的问题。这里面也提到面包，这不也是饮食文化吗？有的时候大家分析中外婚姻，很多人还是喜欢从不同的国籍、不同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差异，认为中国人是这个样子，外国人是那个样子，两个样子碰到一起得闹出多少笑话和矛盾啊。但我常在想，男人跟女人结合在一起，你说是文化背景的差异大，还是不同性别思维的差异大？无论是中国人到西方去，还是西方人到中国来，我觉得如果不是走马观花，有机会深入到生活当中，反而发现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实际上是一样的，共性还是更多一些。人还是人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大的差距。

以自信、大度、包容的心态迎接奥运会是最重要的

问：为迎接北京奥运会，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，你认为北京市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?

大山：任何一个国家举行奥运会，都会觉得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。现在大家都在讲提高素质，大家都在学英语。也有一些报道说，我们中国人都在学英语，外国人来北京参加奥运会是不是也应该学点汉语。其实也对。因为你在中国作为外国人，如果能够说上哪怕是10句汉语，立刻你会觉得自如多了，方便多了，你在北京的日子会快乐很多。2006年我被加拿大奥委会任命为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国家队特使，那么我在给加拿大奥委会做工作里头，其中有一部分工作就是协助加拿大运动员、教练员学点汉语，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习俗，能够让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入乡随俗。我认为，让北京的出租司机能够学10句英语，能够用英语从1数到10，那基本上就够了，和外国人沟通的效率马上就翻几番了。应该说奥运会是我们中西两种文化深层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大家互相学习语言，学点礼节，讲文明礼貌：上车排队，不要随地吐痰，这些都是属于细节，注意去做就行了。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，关键是有一种健康的心态。我也去过很多其他的国家，一些根本又不会说英语又不会说汉语的国家里头，其实交流还是很容易的。大家可以微笑，比画，点头，说一声谢谢，哪怕是人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是他从你的形体语言，从你的表情，也能清楚地判断彼此之间是不是互相尊敬，是不是友好。所以我认为，中国人以自信、大度、包容的心态迎接奥运会，这才是十分重要的。

问：你是加拿大人，又是中国“女婿”，那么中国和加拿大对你来说，它们有着怎样的意义?

大山：中国、加拿大对我来讲，这两个地方都是家。媒体上曾说“大山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”，确实，我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也没有把自己当外人，我一直是很积极地投入到这里的生活当中。我在北京的心态，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、一个访问者，有时候甚至不是很看重国籍。我拿加大护照，别人拿身份证，可我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，大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那么北京的好与坏，自己也是觉得有责任——北京举办奥运会自己也自豪，北京空气污染自己也觉得不舒服，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善北京的环境。那么对于我的孩子来讲，他们这一代东西方的交流就更多了，会把外国和中国的界线更模糊一点儿。在我们家里头，包括在我个人的生活中，很多事情并不是把中国和外国、东方和西方排在第一位。反正是我们多伦多有一个家、北京有一个家，这两个城市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，但是都是自己的家。